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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镜花缘》及其他明清小说关于女

三、《红楼梦》与《镜花缘》一一传统的男权中心意识与进步的女性观冲突下的矛盾载体

《红楼梦》《镜花缘》可以说是清明小说中最富有女性意识的两部小说,前人虽已注意到两部作品女性主题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并没有将二者进行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两部作品列入比较的范围,不仅注意到二者在结构形式上的传承,而且在女性主题上进行了深、广的比较。但是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以社会性别的角度去切入文本,从两性的关系中去反观女性的命运,往往把女性从性别秩序中抽离出来,把女性的悲剧归之为封建礼教的罪恶造成的,忽略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是通过男性对女性的具体、细致的规范来完成的。同时,在分析女性悲剧命运、分析矛后的女性观及其作品中的虚无意识时不够深入,某些人物形象被任意地拔忘了。因此,本文将在两部作品女性意识比较的基础上,将写作重点落在分析作品的女性意识,探求作者的女性观及其艺术表现方式上,进而分析作者女性观矛盾的表现及造成女性观矛盾的原因,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作品中作家代言人的两位男性身上去分析他们的虚无观。在分析的过程中力求分析得深入一些、透彻一些。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尽管《红楼梦》 《镜花缘》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对女性的命运投以关注、同情、赞美,但由于它们的写作者是男性,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渗透着男作家对女性的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她们只是男性文化和生命体验的载体,所以我们将从女性形象入手去挖掘那个“隐含在一切声音之后的声音”,去探讨作者女性观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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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肯定中的否定

一、明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轨迹

《红楼梦》 《镜花缘》在对待女性价值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即肯定女性自身价值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否定了女性自身的价值。我们以武则天、林黛玉和薛宝钗形为象例塑,造揭示作者在《镜花缘》 《红楼梦》中女性观的矛后。

杜会性别观照下的女性意识既然是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随着社会、文化、历史 的进程而变化的,那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意识的内涵应是不一样的。《红楼梦》《镜花缘》女的性意识达到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为了更好地把捏这种高度,我们有必要设立相应的参照物来进行有效的比对。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等方面把女性紧地束缚在狭小的家庭的圈子里,她们一生中扮演的角色是女儿、妻子、母亲,她们的地位是“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 ),古代妇女长期处千屈辱卑微的地位。这种性别制度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明渚以前小说家创作的视角绝大多数是男性的视角。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中走出来”,越来越向平民化靠拢。一贯被传统文学观念视为“鄙野之言”“淫邪之辞”的小说繁荣发展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小说渐渐成为弘扬个性与理念的工具,越来越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到《金瓶梅》、 才子佳人小说,再到《红楼梦》 《镜花缘》,我们会发现一这个样现象:人物形象从以男性为中心渐渐过度到以女性为中心:从赞美男性、贬抑女性到否定男性、赞美女性,也就是说,随若社会的发展,做小说者的创作角度在发生悄悄的变化,作品中人物的女性 意识和作家的女性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嗜变化。

在《镜花缘》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作者一方面大力歌颂女子的才能,另一方面又将女儿的价值进行否定,这在武则天的形象塑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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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形象在《镜花缘》中并不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但她起着联系全文的作用,并且把小说的主旨衬托得更加突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呈帝,她作为男尊女卑性别制度下的一个普通女性,从唐太宗的侍婢才一人直奋斗到当上大周皇帝武,在位时间十五年。这中间所遭遇的难度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女性奇才,后人对她的评价赞扬的少,咒骂得多。作者对女性执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赞美女性的才能不比男子差,应该获得自己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另一方面他反对女性执政。对武则天的评价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大力赞扬武则天开女试和须恩诏等对妇女有力的措施,赞扬她的从政才能,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反对夺了唐姓天下的女皇帝,让唐敖把女儿的名字改为唐闺臣。矛盾的不可调和反映了作者女性观的不彻底性:他对女性充满同情 ,但这种同情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施恩,能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1. 从《三国演义》到《西游记》

《红楼梦》同样也存在既肯定女性的自身价值又否定女性自身价值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女性形象比《镜花缘》来得复杂得多。因为它是一部客观地描写女性命运的作品,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上至皇妃,下到婢女,形态各异、无所不有,任何一个个体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而任何一个孤立的个体都不能全面代表作者的女性观,只有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及作者如何评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结合起来,才能了解作者的女性观。下面,笔者以薛宝钗和林黛玉形象为例对曹雪芹的女性观做个全面判断。

《三国演义》是一部写英雄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人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们要么争夺天下,要么各为其主,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身上充 满英雄主义的豪情。家庭和亲情在他们的生命中仿如云烟,虚无飘渺、不留痕迹。相反,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却被他们置于极高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女性在作品中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而已。这些女性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她们的身份是某人的委子或某人的女儿,这些身份是杜会赋予她们的,她们欣然接受了社会为她安排的物化且奴化的身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努力地践行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规范,甚至自觉赴死。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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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整体上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

全文来看,薛宝钗和林黛玉同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之首,可见作者对她们的评价极高:“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意思是说薛宝钗空有乐羊子妻的品德,林黛玉空有谢道媪的美才。“玉带”“金簪”式的珍宝,最后都没有用武之地,没有落得好结局。她们在曹雪芹的眼 里原本都是貌美、才高、纯 洁的少女,只不过一个循规蹈矩,压抑个性,一个任情自专,充满个性。薛宝钗在文中有两段著名的“演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

《三国演义》中的女人是男人眼中的好女人:忠义的母亲,贤惠、贞洁的妻子,顺从的女儿,女人理应如此。事实上她们只是“成功男人走向成功或获得某种价值定位的帮手或秘密武器”仅此而已。她们活耆的意义就是充当男人的工具,一旦工具失去了使用价值,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刘备做出最凝练的概括:“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序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钗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可。怎么问起我”。前面那段话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阐释,后面那段话说的意思是女儿的婚姻本应 秉持“父母之命”的。薛宝钗自觉地用封建礼法对女性的各种规范来要求自己并恪守这些规范,她是曹雪芹笔下女性形象自我意识迷失的典型代表,是作者暗暗贬抑的对象。在文本的具体描写中,作者用贾宝玉来对她进行针眨:“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女于,也学的钓名沽守,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官,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 地钟灵航秀之德了!”而林黛玉是作者欣赏的对象。她不是传统性别规范下的女子,从小被“假充养子”跟,若私塾先生学的是《四书》,不曾学多少女红。到贾府后,贾母的庇佑、贾宝玉的爱怜,她性格中的自由、任情成分没有受到多少的压抑。由于她天性敏感、自尊,父母双亡、寄入篱下的生活,贾府人际关系的复杂,让她感觉前途渺茫,倍觉生活里“风刀霜剑严相通”,这是她用自己的眼光对外部世界审视的结果,是她自主意识极强的表现,也是她与薛宝钗最大的不同。薛宝钗很聪慧,很能干,但是她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未来,把安排自己未来生活的权利交给了妈妈和哥哥。林黛玉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生活上的富足满足不了她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她在大观园里与众姐妹吟诗作赋,簪花斗草,表面上很热闹,其实她的内心是孤独的,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一种特立独行,以致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她就如那“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菊花,顾影自怜,只能:“满纸自怜题索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诗词是她情志的寄托。她的独立意识,她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在她的诗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性情直率,为人真诚,有着“无曲学以阿世”“灌清泉以自洁”“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的人格美。在和宝玉相恋后,她的个性更张扬到极致。黛玉痴情于宝玉,她也要求宝玉对她专一,宝玉虽然对黛玉情有所属,但他对众姐妹都很关心,也常常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黛玉常把矛头对准她认为的敌人,尤其是薛宝钗,她敢于把自己的怒表现出来,与薛宝钗的隐忍曲承,装愚守拙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她就成了别人眼里嘴里爱“小性儿人”。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样,也是一部以刻划男性英雄为中心的小说,但女人的形象与《三国演义》中的女人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对《三国演义》的超越。一类是淫妇形象: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一类是梁山女英雄形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齐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

作者把林黛玉与薛宝钗放在“合陵十二钗正册”之首相提并论,井且用一抑一扬的方法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揭露了传统婚姻制度的腐朽性:不仅毁灭叛逆者,连遵循者也一并毁灭,作者对女儿命运的同情溢于言表,这是曹雪芹女性观的进步之处。但是,曹雪芹把婚姻当作是女儿的唯一出路,而他对结 婚后的女人又是厌恶的,这就构成了他女性观最大的矛后,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的价值。曹雪芹在诗情与人性的因度里,肯定了女儿的价值,可在婚姻的堡垒里,毁灭了女儿的价值。

潘金莲们对自己的丈夫均不满意,心灵寂寞无以排遣,她们不甘于这种死灰般的生活,于是选取了性爱作为自己情感的突破口。当她们遇到了能够给她们性爱满足的男人便经受不住诱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抛弃了世俗规范给予女人的束缚,恣意投入,结果遭到了男性们残酷的杀戮。为了追求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性爱,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其说她们是死在男人的手里,不如说她们是死在了自己那点可怜的欲望上。作者大力渲染杀人的血腥过程,他和作品中的男性十分满足于手刃淫妇的那种快感,用残酷的暴力警示女性:要安分守己 ,终此一生 ,如有非分之想,必定死路一条。为了宣扬这种观念,作者甚至不惜大力丑化女性,把潘金莲这么个不慕富贵、有主见的女人写成是天生淫荡的,旨在告诫男性:女人是祸水,千万别靠近,否则就会被“逼上梁山”,成为“国”与“家”的罪人。她们成了被男性中心意识异化了的群体。

《红楼梦》 《镜花缘》在对待女儿价值的态度上的矛盾是一致的。曹雪芹与李汝珍一方面极力赞扬女性的才华,反抗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挑战传统的爱悄婚姻观,提出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命题,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把爱情婚姻的幸福与否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女性的人生除了婚姻之外就别无其他的意义,这是对传统女性观的回归,否定了女性的人生价值,显示出他们女性观上的矛盾。其实,人生除了爱情、婚姻之外还有很多的内容,比《红楼梦》 《镜花缘》晚一个多世纪的晚清小说《黄绣球》就给女性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画面,爱情和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唯一,女人除了爱情婚姻外还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她们身上充溢着强烈的独立自主的生存慈识。当然,曹雪芹、李汝珍的时代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女性观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女性观仍旧是一种进步的女性观,我们不能把婴儿连同澡盆里的水一同倒掉,不能因为其存在着缺陷而否定其进步性。

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是108将中的三名女将,她们从家庭中走出来抛头露面,投身到社会事务中去,跟着梁山好汉打家劫舍、劫牢救狱、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表现得丝毫不比男子差,她们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色相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梁山英雄的形象客观上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超越,但是,从她们身上我们感受不到对传统超越的快感,感受不到解放了的女性翻身做主人的幸福感,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悲哀。她们没有像杨门女将那样留给后人巾悯不让须眉的感叹,在读者的眼里,她们和梁山好汉已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她们的性别被忽略了。她们空有女性的身份,却没有女性的特 质和情感,她们是一群不是女人的女人,也是一个被男性中心意识异化了的群体。有欲望的笑女是祸水,没有欲望的荧女失去了性别就成为男人的好帮手,两个异化的群体无形中昭示了作家的女性观:好女人应该做男人眼里的女人,即安分守己,无欲无求,顺从接受男人们的安排,成为男人们的工具,工具自然没有性别。女人那点可怜的主体意识还未萌芽就遭到了严酷的扼杀,从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意识是怎么被男性世界肆意解读与诠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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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虽是一部神怪小说,但它描写的世界分明是人类世界的缩影,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女性形象——扈三娘和潘金莲们,但是又不大相同。女妖是《西游记》中女性出场的通常面目,她们大多美貌且武艺高强,她们对情爱和性爱的追求强度大大地超过了《水浒传》,她们的女性意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2.守贞与“淫”

《西游记》中的女妖们要么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要么想与唐僧成亲或想通过成亲获得唐僧的元阳以成仙,同时享受夫妇人伦之乐。前类形象是作者为衬托男性而设立的,后类形象个个法力高强,都有着闭花赘月之貌,她们不像扈三娘,任自己的婚姻由人安排,相反她们独立自由、无所羁绊,大胆地抛却传统“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制度,常常以天地为媒,主动地去追求性爱和情爱,她们比潘金莲们更为主动、更为勇敢。她们对唐借不乏真情 ,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对唐僧的表白很是感人:“夙世前缘系赤绳,鱼水相和两意浓。不料鸳鸯今拆散,何期鸾凤又西东!蓝桥水涨难成事,佛庙烟沉嘉会空。着 意一场今又别,何年与你再相逢”。

《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守贞妇女的形象--李纨。李纨青年丧夫后过着“槁木死灰”一般的生活,守了一辈子的贞节,用自己凄凉悲苦的一生换得了轰后的荣耀:“戴珠冠、披凤袄”,但作者却没有为之宣扬,相反,通过判词和曲子讽刺了这种守节的无意义:“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纵冰清玉洁又怎样,只不过做别入的笑谈。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鸯。”这两句诗包含了多少苦痛,多少人性的压抑,珠冠、凤袄在这种苦痛和  压抑前只能算是“虚名儿”吧。作者怀着人道主义,对守贞的女人倾注了深深的同情。但作者却将那些世人眼里失贞的女人贬入地狱,让她们接受报应,如红楼尤三姐应该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正面人物,她性格刚烈、 敢爱敢恨,但是作者对她自杀而死的评价却是:情小妹耻情归地府。作者让她死后的魂灵对湘莲说:“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

可是,最后她们的追求全都破灭了,而且大多死得很惨。《西游记》里的男妖比女妖多得多,他们对唐僧造成的危害也大得多,但是,二者的结局却有很大的不同。男妖精大多回归仙界,或看守门户或做脚力。而女妖们不是被孙悟空一棍打死就是被猪八戒一筑打烂。在这里女妖个个被涽成是“红质祸水”,她们在男性限里的形象是淫荡的,孙啎空骂八十二回中那个老鼠精,“全没一些儿廉耻!青天白日的,把个和尚关在家里摆布”所以,这些妖女该死,也必须死。在男人的眼里,她们是作为“色”的代名词而存在的,她们存在的价值只为了衬托唐僧对理想追求的执着,唐伶师徒们拒绝或离开这些女性义无反顾地一次次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正是这些男人们摆脱“色”的诱惑的过程,最终他们战胜心魔,修得正果。唐僧师徒的胜利恰恰是女性意识被抑制、被丑化。于是,女人,尤其是主动追求婚姻和性爱的女人们由“祸水”的地位上升至“妖拧”,也就是说,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意味越强烈,她们被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强烈。

《镜花缘》则大力提倡女子守贞。在武则天颁发的十二条恩诏中,有两条是旌表贞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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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六名才女殉夫尽节,入了节孝祠来赞赏她们的行为,没有给予她们一丁点的同情。李汝珍对妇女守贞的赞扬是他的女性观中落后的部分,是对女子自身价值的否定。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尽管有矛盾,但仍比《镜花缘》进步得多。

  1. 《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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