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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杜德斌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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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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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化与全球化正在重塑世界城市功能,重构全球科技和经济版图,加速形成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城市,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代表,它预示着这个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因此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大国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点,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排名来源于《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12》,城市创新实力排名来源于《Innovation CitiesTM Index 2014》) 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称世界城市(World City),指在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在GaWC、美国杂志《Foreign Policy》以及日本森纪念财团等机构发布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可以发现,综合实力靠前的城市一般都拥有着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前20强的全球城市基本属于枢纽型及以上类型的创新城市,前10强的全球城市均为支配型的创新城市。这表明,以科技创新推动全球城市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科技实力的核心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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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科技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直接融入生产力之中,而且日益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中,科技与经济社会日趋融合,科技创新向产业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科技活动的日趋复杂化和研发环节的逐步模块化,科技研发独立化和产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技研发正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并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研发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城市的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城市的主导功能。由此催生出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即科技创新城市。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产业价值链的细化分解,创新资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破组织、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一些地理区位优越、产业基础较好、创新环境优良的城市能够更多更广地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成为网络中的节点城市。节点城市利用网络通道不断吸纳外部资源,并对外输出其影响,当其集聚和辐射力超越国界并影响全球时,便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 杜德斌 教授

作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城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网格中发挥显著增值作用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它不仅是世界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策源地,而且是全球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先行者,具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四大功能。一是科学研究功能,集聚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集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为一体,是世界新知识产生的重要源地。二是技术创新功能,集聚大量世界级的科技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产生大量新技术,并通过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带动世界产业变革。三是产业驱动功能,新技术的发明和市场化不仅会催生新的产业,同时能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城市和国家实体经济竞争力。四是文化引领功能,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会催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新的商业文化,从而引领全人类的文化发展。

  观点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创新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创新资源的集聚和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无论在全球尺度或地区尺度上,都是极度不平衡的,它们高度集中在全球少数地区或城市,犹如“钉子”般高高凸起,成为所在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和科技综合实力的核心依托。例如,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等院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日本50%的PCT专利产出和世界10%的PCT专利产出。硅谷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创造了美国13%的专利产出,吸引了美国超过40%和全世界14%的风险投资。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及近4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占全国的10%左右。伦敦集中了英国1/3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每年高校毕业学生约占全国的40%。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路径和形态类型多种多样,而区位往往是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区位不同,不同城市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就会不同,其发展轨迹及其类型也会不同。

世界趋势:全球经济中心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转型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新激情与活力,为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从而促进初创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包容性的创新文化具有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激励成功,也宽容失败。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它的存在及所达到的能级预示着这个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因此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大国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点,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首尔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以下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例。

  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和全球科技创新空间格局的形成都是时间和空间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路径和形态类型多种多样,而区位往往是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区位不同,不同城市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就会不同,其发展轨迹及其类型也会不同。

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早在2002年布隆伯格(M. Bloomberg)就任市长后,就宣布要将这座金融城市打造成世界“创新之都”和美国“东部硅谷”。2009年,纽约市政府发布《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其核心是扶持对城市未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企业创新活动,制定吸引及留住顶级人才的各类政策。政府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具有明显增长潜力的高科技产业,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扶持措施。2010年,纽约市政府进一步提出,要把纽约打造成新一代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此,政府利用土地与资金吸引高新技术与应用科技水平一流的院校与研究所进驻;还推出一系列减税政策,刺激中小企业的产生和成长。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纽约城市未来中心的统计,2005—2010年,纽约高新技术从业人员数量年均增长接近30%,科技劳动力的增幅比同期全市劳动力增幅快10倍多;2007—2011年,纽约签署的风险投资协议数量增长了近1/3;目前已经拥有超过1000家科技初创企业,“科技企业加速器”的数量超过12家,以色列理工学院更计划把100多家著名“科技企业加速器”搬迁到罗斯福岛。纽约成功吸引了微软、谷歌、雅虎、3COM等世界知名的公司,辉瑞、百时美施贵宝、Barr、博士伦、强生、惠氏等全球著名的生物医药企业已将总部或研发机构设在纽约和临近的新泽西州,苹果、台积电等世界芯片巨头也纷纷在纽约建厂,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芯片基地已经落户这里。在Startup Genome发布的《2018创业生态系统报告》中,纽约的综合排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在应用技术企业工作岗位方面,纽约市2017年的技术岗位达到32.6万个,且拥有全球最大的3D打印产业集群,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7%;风险投资方面,2012—2017年,纽约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从23亿美元增长至130亿美元,其中9.2%投向医药健康初创企业;独角兽企业方面,纽约拥有的数量和规模也仅次于硅谷,其中知名独角兽企业包括:We Work、Infor、App Nexus、Sprinklr、Warby Parker、Peloton等。另外,据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排行榜”,纽约仅在伦敦之后,排名全球第二,这表明纽约已经崛起为一个新的“世界科技创新之都”。

  成长路径差异

英国于2010年启动实施了“英国科技城”的国家战略,试图将东伦敦地区打造为世界一流的国际技术中心。为此,政府已投入了4亿英镑以支持科技城的发展。2013年,政府启动“天狼星计划”,旨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金与优秀培训资源。该计划要求创业团队必须两人以上,且成员一半必须是非英国居民,借此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人才。此外,伦敦政府为优秀的科技创业人才提供免雇主担保签证。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使伦敦科技城得以迅速成长,如今已成为小型快速成长数字技术公司在欧洲最大的聚集地之一。据《2012年伦敦科技城3年成果报告》,伦敦的科技公司从2009年的49969家暴增至2012年的88215家。大量企业的入驻为伦敦科技城提供了58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包含43万个科技相关职位,科技产业产值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占GDP的比重已超过8%。近年来,伦敦吸引了大批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入驻,如思科、英特尔、亚马逊、推特、高通、脸书、谷歌等。此外,大多数欧洲领先的风险投资公司都将总部设在了伦敦,为科技城提供了完备的融资服务。如英国和欧洲创业公司主要投资者Index Ventures、Accel Partners、DFJ Esprit以及Balderton Capital均聚集在伦敦科技城周边。不仅如此,硅谷银行也在东伦敦开设分行。谷歌新成立的谷歌欧洲风险投资公司也入驻科技城,宣布为伦敦投入1亿美元的创投基金。除此之外,成立于2007年被称为欧洲最老的“新型”孵化器Seedcamp也入驻这里,并在此设立孵化中心,为伦敦科技城的发展提供服务。在Startup Genome发布的《2017创业生态系统报告》中,伦敦是欧洲创业生态系统绩效最高的城市,且在全球创业生态系统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硅谷和纽约。在Technation发布的2018年报告——《联系与合作:为英国科技提供动力并推动经济发展》中,伦敦的国际科技创业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新加坡、柏林和芝加哥,54%的创业者在英国以外出生。在2thinknow的“2016—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排行榜”中,伦敦全球排名已上升至第一。

  区位优势不同的结果

为重振日本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于2013年6月发布了以创新驱动经济复兴和社会发展为宗旨的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复兴战略》;2014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版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为了创造未来的创新之桥》,提出将日本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中心”的宏伟战略。东京是日本首都,也是世界重要的科技中心,其创新综合实力全球领先。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从国家到地方共同明确了东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枢纽的发展目标,并为进一步优化东京投资环境、加快创新要素集聚、激发创新活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2014年3月日本政府正式指定东京圈、关西圈、福冈县福冈市、冲绳县四个地区作为国家战略特区。其中东京圈定位为“国际商务创新中心”,战略任务是促进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国际企业聚集东京,开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东京新产业。在2014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东京上榜企业达到43家,其中排名第一的丰田公司位于全球第9位。此外,汤森路透集团旗下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发布的“2014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中,亚洲46家上榜机构中有39家来自日本,而其中更是有22家总部位于东京。近10年来,东京PCT专利申请数量稳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科技创新产出能力最强的城市。在2thinknow的“2016-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排行榜”中,东京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枢纽城市。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与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自2006年开始发布全球创新热图,并依据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势能与多样性,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路径和形态类型进行了研究。麦肯锡认为,一座城市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根据其具有的不同区位优势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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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称为“英勇的赌注”(Heroic Bets)。着重强调政府在创新中心成长初期的关键性作用,属于政府扶持型。如中国台湾的新竹、新加坡、德国的德累斯顿等。

先后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目标的城市

  第二种是“不可抗拒的交易”(Irresistible Deals)。这类城市成为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用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换取技术溢出,即市场导向型。印度的班加罗尔是这一类城市的典型代表。

中国积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种是“知识绿洲”(Knowledge Oases)。这类城市拥有着世界一流大学或者研发机构,知识和技术在这类城市成为优势资源。美国硅谷是这一类城市或区域的典型代表。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处在和平崛起关键时期的中国,客观上需要一批高级别的科技创新中心来引领未来百年发展,确立并巩固自身在未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就希望中关村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014年5月,他在上海考察时,希望上海始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成长类型差异

2015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开启了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伟大征程。三年来,上海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得益彰、创新功能与城市功能一体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实现良好开局,科技前沿引领力、产业创新支撑力、创新要素集聚力和制度创新示范力加速提升。

  多样化产业系统的结果

2016年9月,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提出要引领创新方向,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打造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打造全球原始创新的策源地。

  麦肯锡根据不同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将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态划分为五种类型。当一个城市开始出现少量创新时,称之为“初生的溪流”(Nascents)。“初生的溪流”代表城市从播下“创新种子”直至发芽的过程,这意味着该城市当前只有少量创新产出,是一座城市向科技创新中心迈步的初始阶段。此类的城市目前大多分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除上海、北京外,深圳、武汉、广州、西安、杭州等城市也都先后提出建设具有全球或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地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涉及面广、关系全局的系统工程,需要谋划长远、合理布局、有序推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初生的溪流”成长到一定阶段,便进入“涌动的热泉”(Hot Springs)阶段,成为新兴的创新中心。当一座城市成功的集聚了以科技劳动力和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资源时,就代表其已成为“涌动的热泉”,即一个规模较小但在快速成长的创新中心。与“初生的溪流”相比,“涌动的热泉”一方面将有限的创新资源集中投资于某一部门或某一产业;另一方面创新产出高度依靠少数几家大公司,且有少量技术创新走进世界领先行列。典型城市代表诸如中国的上海、深圳和印度的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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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化的产业系统是一个创新城市长期生存的关键所在。同时,一个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涌动的热泉”)要想迈向成熟,必须拓宽它们的投资渠道和产业门类,以及提升其科技基础设施和培育高素质劳动力。如果做到这些便认为这座城市进入了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鼎盛阶段——“汹涌的海洋”(Dynamic Oceans)。在这一阶段,城市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规模较大,且其创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程度较高。“汹涌的海洋”不仅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加关注技术和产品的突破,从而不断的实现自我蜕变。典型的城市代表是美国的硅谷。

上海积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与之相反,如果一个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成长过程中,不去拓宽其产业门类和投资渠道,不建立鼓励知识溢出机制,不积极营造良好的设施环境,那么就会陷入低成长性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落入“平静的湖泊”(Silent Lakes)之中。此一类的科技创新中心长期依赖于初期建立起来的大型公司,属于“啃老族”,造成大量的创新资源集中在狭窄的行业门类,在无竞争环境下其结果必然引起创新资源的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平静的湖泊”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中,必然面临着地位逐渐下降的趋势。典型的城市有美国西雅图、洛杉矶、芝加哥和日本东京等。

一要明确目标,长远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长期过程,做好长远规划至关重要。国家应引导和鼓励相关城市把握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对接国家创新战略需求、立足自身优势特色,制定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明确目标和长远战略规划,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功能,把科技研发作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把培育科技创新“引擎”企业和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重点任务,持之以恒,持续推进。

  当一个创新中心无法拓宽其创新领域或者增加“创新者”(创新企业)的名单,伴随着逐渐萎缩的创新生态系统,其就会从全球创新价值链上慢慢滑落出去,并且在产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萎缩的池塘”(Shrinking Pools)。这一类型代表着科技创新中心消极发展的“恶果”,如美国的辛辛那提、英国的利物浦等。 (新民晚报记者 王蔚 整理 标题为编者所加)

二要理顺体制,统筹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研究与创新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保障科学研究发展的政府投入机制,大幅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另一方面,也要优化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竞争机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正确认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把科技创新融入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把科技创发展落实到产业发展之中。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科技创新,完善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建立以主要领导牵头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强化对科技创新工作的统筹协调。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模式各具特色

三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遵循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规律,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发挥地方优势,以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为依托,在有条件的省系统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培育工作,引导不同区域、不同能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实现错位协同发展。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应瞄准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和全球城市体系的金字塔尖,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武汉、西安、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应力争成为具有广泛区域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地域性差异带来独特创新个性

四要营造环境,集聚人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本质上就是全球人才集聚的中心。一方面,要稳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着力提高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使大学成为创造新知识、开发新技术的源头和培养、吸引、集聚及储备优秀人才的摇篮。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探索降低永久居留权门槛、放宽签证期限、个人所得税减免等人才政策试点,优化引才环境,集聚全球顶级人才。同时,彻底改革现有的科研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和工资薪酬制度,让广大科研人员专心科研、潜心科研、醉心科研,为科研人员创造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

  杜德斌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地方创新系统与全球创新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各自发展特征和态势既因其自身地域性特征的差异性而具有独特的个性,不同城市之间也因其发展路径的相似性而表现出相对一致的共性。

五要激励草根,激发活力。民众蕴藏着无穷的创新智慧,创新不是“高大上”,需要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因此,要在全社会倡导和培育“车库”文化、创客文化等创新文化价值,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让创新发生在所有地方。要集聚和发展各类风险资本,培育风险资本市场,为社会大众实践、实现自己的创业创新梦想提供“种子资金”和“天使资本”,为草根创业者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生境”,全面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模式一】 波士顿:大学和政府驱动的科技创新中心

本文原刊于2018年11月《科学》,作者授权三思派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观点。

  波士顿地处美国东北部,拥有“硅路”之称的128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带,其科技创新水平位于世界先列。新世纪以来,波士顿地区高技术产业不再局限于128公路两侧,逐渐向剑桥市和环495公路一带扩展,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中,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潜力最为强劲,肯德尔生物技术区已经成为生物工程的“硅谷”。强有力政府和一流高校的合力作用促使了波士顿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

  【模式二】 新加坡:政府驱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典范

  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经济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再向知识密集型与创新产业转型的发展过程。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新城市,尤其在生命科学、电子信息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被誉为“科技天堂”与全球“生物岛”。新加坡的成功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其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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