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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坚: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教育创新?

编者按:

今天一早出门参加公司20周年的集团年会,公司打的口号是,打开新的篇章,向未来生长。

刘坚教授,1984 年从教,多年来致力于推动课程改革和教育创新。现任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也是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

上午听了几位人称大咖的演讲。公司打出来的宣传分别是为马云。罗振宇单独授课的大物理学家李淼;最强大脑的科学判官魏坤琳;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吴颖民。这三位在其各自领域都有一定的权威,过来给孩子还有当下教育一些未来指南。

由北师大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将于11月12-15日在珠海举办。大会召开在即,分享刘坚教授一篇文章,原文刊载于《新课程评论》(2016年第4期),题为《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教育创新成果的发现、遴选与应用、推广》。

物理学家李淼说,未来将是属于跨界者的,只有跨界者才能改变世界。他说,在其物理领域,牛顿就是一个全才。所以,他改变了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实现学习多元化,成为通才,比如未来科学家也会懂得艺术和文学,艺术家也会懂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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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未来的科学也许不会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毕竟现在的孩子们可以接触的信息何其丰富,并且都有很强的好奇心去了解各种宇宙奥秘,只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大人不知道那么多,过于狭隘的视野,就把一些好奇心和求知欲给扼杀了,只为了让他专心上课认真考试升到一个好学校。如果一个可以翱翔在宇宙天文的思维,也有一颗感受诗歌细腻情感的心灵,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那么单调,我们的世界也会更富人情味。

自筹办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以下简称“教博会”)以来,我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了举办教博会的初衷、对教育创新成果价值内涵与价值定位的思考。从事课程改革近20年,我一直笃信草根的力量、民间的智慧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我相信如果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式变革,而没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改革的理念无法转化为学校和教师的自觉意识和理性行动。聚焦教育创新成果、举办教博会就是希望搭建一个开放的公益平台,以集聚民间智慧,促进教育成果影响教育实践,使教育生产力得到激发,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最强大脑的评委魏坤琳说,教育的本质是脑教育。所以我们必须给孩子做未来脑计划。当然这个是很符合时代趋势的,毕竟,当代的孩子会面临越来愈大的的竞争和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受限于我们的思维模式,无法很好地处理外界的各种信息,内心的冲突以及我们与周边的关系。所以如何培养学习思维,执行功能至关重要。

一、为什么聚焦教育创新成果

只是我很想知道,我们心和灵魂的教育在哪里呢?

2011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教师对新课改的评价”网络调查结果。数据显示,74%的教师认同“合作、自主、探究”新课改的理念,但是教师对课改的总体评价表示“很满意”的仅为33%,“满意”的为21.3%,即只有约1/4的教师表示满意。这个调查在当时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我深深的思考。我在《新世纪课程变革:亲历者的视角》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困惑、苦恼甚至彷徨,说明改革还未真正起航;没有问题和挑战,说明改革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争论甚至反对声,说明改革还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要害。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一定伴随制度重建,一定冲击文化传统,一定触及人的心灵。”就在同年10月,荷兰乌特勒之大学弗雷登塔尔数学教育研究所(也是荷兰国家数学教育研究所,弗雷登塔尔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国际数学教育界的“诺贝尔奖”就是以弗雷登塔尔命名的)的玛雅教授应邀来中国访问,从她介绍弗雷登塔尔倡导的现实数学教育发展历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荷兰实现教育领域从“机械教学法”到“做中学”的根本转型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发生在我国世纪之交的课程改革,本质上就是一场文化和制度重建,它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思维和实践模式,这样的变革当然需要决心与勇气,但更加需要耐心与智慧。经过10多年的新课程洗礼,广大教育工作者已经从思想上接受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思想启蒙工作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依然存在鸿沟。怎样将先进的理念转化为实践?从理念到实践需要哪些抓手,需要给教师们提供哪些帮助?从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的结果看,还存在很多研究和探讨的空间。在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举办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毛振明教授提出,要把先进的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给教师丰富的资源支持,需要给教师提供多样化的工具。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如果我们不仅可以给教师新理念,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支撑新理念的工具和资源,那么改革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改革的意愿将会更加强烈。可惜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工具实在是太少了。直到今天,在广大的中小学校,不少教师日常教学可以凭借的资源还仅仅是教科书、教参和复习资料,课堂的形态还是由教师主导一讲到底。

克里希那穆提说,真正的教育是唤醒孩子内心的智慧,让他在爱和良善中尽情绽放,从而成为一个完整和有智慧的人。所以教育不仅仅是训练头脑,也不仅仅是获取知识。一个不了解自我的人,内在不完整的人,没有爱的人,即使头脑里装满了知识,也不只过是冰冷的知识存储器。但是身处一个培训机构,很多家长也只是看成绩,很多人也只是看到技能带来的效率和知识带来的暂时收益,却很少去叩问和探询生活的全部意义。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倡导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筑梦人。作为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北京师范大学一方面牵头组织全国师范院校,启动了“中国好老师”行动计划;另一方面,成立了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希望在促进教育创新、推动教育转型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言,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始终是帮助个体变得成熟和自由。

在经过广泛调查和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我们以发现、遴选和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为切入口,依托研究院举办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希望能够动员广泛的社会各界力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质、更多元的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快乐成长。这是一项具体的举措,但是很可能给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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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遴选和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是转变教育内涵发展方式,将教育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教育实际发展水平仍然无法很好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广大老百姓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应试倾向依然突出,中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亟待提高;很多教师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教育教学行为和实践;教育创新成果不少,但大部分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大面积的应用,最终只能自生自灭。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与我国长期缺乏教育创新成果培育平台,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发现、培育、推广教育创新成果的机制有密切关系。举办教博会,将有助于建立教育创新成果的梳理、提炼、推广、应用机制,使学校、教师可以获得丰富的用于解决具体教育问题的方案,为学校和教师按照教育规律及青少年成长规律开展教育教学提供强有力的资源;同时,借助这一机制,还可以引导教育研究关注教育实践问题,增强教育研究的针对性,使教育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真正惠及学校、教师和学生。

发现、遴选和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北京师范大学通过举办教博会,发现一大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优秀教育创新成果,可以有效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这对于办好每一所学校,帮助每一位教师,发展每一个学生,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广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开展教育创新成果的有效应用和推广,必将为缩小城乡与地区的教育差距,全面提升我国教育质量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发现、遴选和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有助于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引导企业更好地投身教育市场,不断丰富教育产品市场,加速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长期以来,政府从政策制定、人员配置、资金拨付到课程研制、教师培训、教学指导、考试评价、督导评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现在到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转变教育治理方式、提升教育治理能力迫在眉睫,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我们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发挥自我竞争、自我淘汰的积极意识”。通过发现、遴选和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可以有效引导企业充分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力量,为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提供更为科学、更加专业、丰富便捷的资源支持,为政府转变职能、改善教育治理方式、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发现、遴选和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是引导社会公益基金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激发全社会教育创新活力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企业对教育的捐赠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企业捐赠主要集中于建校舍买桌椅,这些捐赠为提升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学生学习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教育“软件”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逐步建立广泛吸收公益基金参与教育内涵发展的新机制,形成包括企业、基金会、学校、政府、教育NGO组织在内的跨界合作平台,广泛交流和展示从教师、校长、教育研究者到社会机构等不同主体的教育创新成果,尊重并保护个体的首创精神,可以极大地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潜力,使教育创新成果不断涌流;同时,建立专业的教育成果甄别和筛选机制,为政府、企业和公益基金推荐优秀教育创新成果,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从扶贫型、消耗型教育捐赠向促进教育内涵发展的可持续捐赠转变,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激发全社会参与教育、促进教育内涵发展的创新活力。

基于这些素朴的想法,对发现教育创新成果、举办教博会我们强调两点:一是聚焦教育的内涵发展。教博会不展示教育硬件,或者说不单纯展示设施设备,也不关注成果持有者出了几本书发了几篇论文,而是把目光聚焦在可能给千千万万所学校、千千万万名孩子带来实际影响,直接关系到学校内涵发展的课程、学与教、评价、教师专业发展、校长领导力、制度变革等“软”领域。聚焦这些领域的优秀教育创新成果,给学校和教师提供变革教育的抓手和工具。二是坚持公益性。教博会对符合要求的任何成果敞开大门,欢迎最优秀的教育创新成果来教博会进行展示,同时提供沙龙、论坛、研讨会、发布会等多种交流平台。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与教育创新成果

2016年在我国经济领域中有一个热点词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第一次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时,我问自己:供给侧改革仅仅是中央对经济领域的工作要求吗?教育领域有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教育领域有没有过量的库存、过度的产能问题?同时,教育领域有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哪些是教育领域过度的产能和过量的库存?哪些是教育领域不足的供给?

今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未来4年投资4100万英镑,普及“中式教育”。之前中国上海学生两次在PISA测试中获得世界第一的优异成绩。这些消息鼓舞了很多国人,让很多人对中国教育确立了自信,有的甚至产生了中国教育比发达国家教育还要强的感觉。我不否认中国教育的优势,对这些优势我常常感到自豪。前不久,在广东省教科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南方教育高峰年会上,我和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民选教授都不约而同地讲到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基础教育在纸笔可考核的读写算方面,我们的优势非常显著,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存在的“落后产能”和“不足供给”,因为今天的教育直接关系到明天中国能否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从“复制型”“追随型”大国走向“创新型”“引领型”强国?!

基于对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从提出发现、遴选与应用、推广优秀教育创新成果的那一刻起,我时刻提醒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要通过制定标准、规范程序、物色专家等各个环节,严禁各种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各色各样教育产品进入教育创新成果系统,避免围绕知识点、解题术、背题型、提分数的“落后产能”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同时,更要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切实解决教育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教育创新成果应该聚焦学生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创新成果应该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特别是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普遍重视的沟通与合作、创造性与问题解决、信息素养、自我认识与自我调控、批判性思维、学会学习与终身学习以及公民责任与社会参与等七大素养∗。我们明确提出教育创新成果的三大属性,并且提炼出教育创新成果SERVE模型。

1.教育创新成果的三个属性

对于教育创新成果,最早我们用三个属性来定义,即教育属性、创新属性和“产品”属性。教育属性强调的是教育创新成果要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创新属性强调的是教育创新成果为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新路径和新方法。创新既可以是突破性的,也可以是微小的;既可以是新技术的使用,也可以是组织方式的变革,还可能是新的教育内容和工具的开发。但无论哪种创新,它们都应该有助于解决教育问题。“产品”属性强调的是教育创新成果的可复制、可应用和可推广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展出的教育创新成果不青睐教育理论著作和学术论文。

2.教育创新成果的SERV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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